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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·观察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“混子”公民  

2011-12-29 16:21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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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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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,有点担心,说“那可是个混子”。

我说怎么呢。

他说感觉。

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,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,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,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,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:“怎么样,象红绿灯吧。”

我说,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?

“可不是,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。”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,“现在都熟了,他们喜欢我这样的,还老跟他们讲段子,你想,平常谁跟他们讲啊?”

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他现在没单位,没身份,连大名都不怎么用,外号“驴屎蛋”,比起本名黄小山,他更喜欢这个叫“驴屎蛋”的人物------他把这个叫“人物”,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,“以前那个黄小山,在部队大院长大,上北大当律师,多正常,现在这个驴屎蛋,挺二的,不循规蹈矩,可我挺喜欢这个二。”

开会时,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:“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《屎要拉在自家门口》”

底下干部们轰笑。

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,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-----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,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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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,确实象《让子弹飞》里头那个葛优,没心没肺。他也说自己是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,住着别墅,当着律师,打算就这么泡些年,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。突然一天“嘣”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。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,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。“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”他觉得。

筒垃圾袋,实名制扔垃圾,把含水不含水的分成两袋,他研制一个机器,“象洗衣机脱水一样,把垃圾给甩干,”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,干物质交给大型收垃圾站。 我问:“你担不担心有人会骂你,说他是不是借着垃圾想发财” “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吧,如果我通过这个我能发财,那我觉得真是对我最大的夸奖,我愿意接受这种夸奖。那说明什么呢?说明接受了,社会接受。是一件大好事。” 王维平以前城市90%的资金都花在垃圾终端处理上了,花钱在填和烧上,现在政府也要把钱往前花,花在垃圾分类上:“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,等到了再到垃圾站,大型转运站,再到垃圾处理场,一步一步分选,就使得我们垃圾焚烧量极大的减少,环境风险就极大的减小,处理的成本就极大的减少,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,这叫做可持续发展” 节目播出后,有多位观众联系我们,有几位也在做与黄小山相近的事,要与他联系,“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互寻找”。 7 留言里有人问:‘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,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?”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,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。我采访她时问她为什么坚持,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” 是,象曾国藩说,世间事,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。 黄小山辞了工作,自己投钱搞研发,一再失败,他带点气恨地说:“环保真他妈是条不归路”-----我们为了不在电视上播粗口,还得费劲把那两个字扣掉。 我问他:“有没有一个因素,就是你是被推着走的?” 他说:“所以才叫惯性,什么叫惯性,他后面一定要有力,谁占多少我也不知道,有政府的力,有民众的力,有媒体的力,有我自己的力,也有大风,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,而且现在你想刹刹不住。所以没办法,现在你只能碎步地往前跑。” 看完这期节目,那位说黄小山是“混子”的同行对我说:“这人还挺有意思,没想到。”。 一直嬉笑怒骂,满脸飞眉毛的黄小山,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脸凝固了一小会儿,说“我挺喜欢这句话----你怎样,中国便怎样,你堕落,中国便堕落。你光明,中国便不灰暗。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,这种进步从哪来,我认为他来源只有一个,那就是行动。” 我说“那有人说,等有一天我也当了律师,我也挣了钱,像你一样自由的时候,我才来行动。” “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,拿着身份证的人,身份证上没有职务,就是你的照片的,你的名字,你的出生日,后边还有一个国徽,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,你是一个有尊严的,有法律地位的公民。” (有要与黄小山联系的朋友,不用再写信给我,请在新浪微博加“驴屎蛋”的关注即可)

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“驴屎蛋”的名字-----这是“律师”的谐音,他说“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,那也要发出声音”,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,在网上发贴反焚烧,组织各种会议。“我也特爱开会,跟党代表似的,全是女孩,看着也漂亮。”

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“王焚烧”“王自焚”,“不信他们,利益不一样,不听他们的”。

政府与他们座谈,发了一些小册子,双方都不说话,脸都拧着,“剑拔弩张”。

“沟通是不可能么?”

黄小山说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,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“就”字,我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

我说:“你看他们的论据么?”

1 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,有点担心,说“那可是个混子”。 我说怎么呢。 他说感觉。 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,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,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,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,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:“怎么样,象红绿灯吧。” 我说,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? “可不是,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。”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,“现在都熟了,他们喜欢我这样的,还老跟他们讲段子,你想,平常谁跟他们讲啊?” 他现在没单位,没身份,连大名都不怎么用,外号“驴屎蛋”,比起本名黄小山,他更喜欢这个叫“驴屎蛋”的人物------他把这个叫“人物”,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,“以前那个黄小山,在部队大院长大,上北大当律师,多正常,现在这个驴屎蛋,挺二的,不循规蹈矩,可我挺喜欢这个二。” 开会时,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:“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《屎要拉在自家门口》” 底下干部们轰笑。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,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-----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,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. 2 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,确实象《让子弹飞》里头那个葛优,没心没肺。他也说自己是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,住着别墅,当着律师,打算就这么泡些年,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。突然一天“嘣”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。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,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。“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”他觉得。 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“驴屎蛋”的名字-----这是“律师”的谐音,他说“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,那也要发出声音”,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,在网上发贴反焚烧,组织各种会议。“我也特爱开会,跟党代表似的,全是女孩,看着也漂亮。”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“王焚烧”“王自焚”,“不信他们,利益不一样,不听他们的”。 政府与他们座谈,发了一些小册子,双方都不说话,脸都拧着,“剑拔弩张”。 “沟通是不可能么?” 黄小山说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,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“就”字,我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 我说:“你看他们的论据么?” 他说:“不看。” 3 沟通不畅的结果,就是事态的激化。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,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。本来不想去“我是个律师,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”,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,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,他说自己那个“二”的劲儿又来啦“那不行,我得去啊,哪儿少得了我” 去了,站在第一排,雨浇得透湿,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,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,好认得很,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。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。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。” 王维平其实也怕。 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,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,放下他就走了,他直埋怨:“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,你好歹陪会儿我呀。” 我说你担心什么? “我怕他们揍我”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。 我说您怎么这么想。 他说唉,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。停了一下,他说:“我接过一个信封,里面是子弹” 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?” “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,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,就是这个环评,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,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。你这坎迈不过去,谁会去理解你?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?” 4 后来我问到王维平,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? 他笑了“当时无奈,跟你说实在话,被他折腾得够呛,垃圾厂没法建,政府也着急,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,是一件利民的事儿,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?”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。我说你不担心……,他说“剑拔弩张的情况下……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,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,那是GAGA呀” 大家都笑场了“您倒是叫得挺亲” 他又一脸心酸“老百姓不容易啊,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,事情就有救了。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,都夸半天”。 去之前他心态微妙,在博客里写:“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……千杯万盏我会应酬……”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,他等王睡了,三更半夜接受采访,发贴子。王维平恼火,因为睡不成觉。但也不去管他:“黄小山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,目不转睛的。这个是一种魅力,真的,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,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,这样的人最信不着,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 5 日本国土面积小,90%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,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,东京23个区,2

他说:“不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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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不畅的结果,就是事态的激化。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,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。本来不想去“我是个律师,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”,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,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,他说自己那个“二”的劲儿又来啦“那不行,我得去啊,哪儿少得了我”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去了,站在第一排,雨浇得透湿,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,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,好认得很,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。

他在雨里浑身都抖。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。”

王维平其实也怕。

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,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,放下他就走了,他直埋怨:“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,你好歹陪会儿我呀。”

我说你担心什么?

“我怕他们揍我”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。

1 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,有点担心,说“那可是个混子”。 我说怎么呢。 他说感觉。 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,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,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,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,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:“怎么样,象红绿灯吧。” 我说,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? “可不是,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。”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,“现在都熟了,他们喜欢我这样的,还老跟他们讲段子,你想,平常谁跟他们讲啊?” 他现在没单位,没身份,连大名都不怎么用,外号“驴屎蛋”,比起本名黄小山,他更喜欢这个叫“驴屎蛋”的人物------他把这个叫“人物”,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,“以前那个黄小山,在部队大院长大,上北大当律师,多正常,现在这个驴屎蛋,挺二的,不循规蹈矩,可我挺喜欢这个二。” 开会时,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:“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《屎要拉在自家门口》” 底下干部们轰笑。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,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-----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,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. 2 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,确实象《让子弹飞》里头那个葛优,没心没肺。他也说自己是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,住着别墅,当着律师,打算就这么泡些年,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。突然一天“嘣”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。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,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。“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”他觉得。 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“驴屎蛋”的名字-----这是“律师”的谐音,他说“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,那也要发出声音”,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,在网上发贴反焚烧,组织各种会议。“我也特爱开会,跟党代表似的,全是女孩,看着也漂亮。”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“王焚烧”“王自焚”,“不信他们,利益不一样,不听他们的”。 政府与他们座谈,发了一些小册子,双方都不说话,脸都拧着,“剑拔弩张”。 “沟通是不可能么?” 黄小山说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,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“就”字,我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 我说:“你看他们的论据么?” 他说:“不看。” 3 沟通不畅的结果,就是事态的激化。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,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。本来不想去“我是个律师,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”,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,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,他说自己那个“二”的劲儿又来啦“那不行,我得去啊,哪儿少得了我” 去了,站在第一排,雨浇得透湿,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,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,好认得很,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。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。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。” 王维平其实也怕。 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,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,放下他就走了,他直埋怨:“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,你好歹陪会儿我呀。” 我说你担心什么? “我怕他们揍我”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。 我说您怎么这么想。 他说唉,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。停了一下,他说:“我接过一个信封,里面是子弹” 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?” “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,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,就是这个环评,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,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。你这坎迈不过去,谁会去理解你?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?” 4 后来我问到王维平,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? 他笑了“当时无奈,跟你说实在话,被他折腾得够呛,垃圾厂没法建,政府也着急,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,是一件利民的事儿,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?”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。我说你不担心……,他说“剑拔弩张的情况下……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,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,那是GAGA呀” 大家都笑场了“您倒是叫得挺亲” 他又一脸心酸“老百姓不容易啊,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,事情就有救了。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,都夸半天”。 去之前他心态微妙,在博客里写:“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……千杯万盏我会应酬……”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,他等王睡了,三更半夜接受采访,发贴子。王维平恼火,因为睡不成觉。但也不去管他:“黄小山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,目不转睛的。这个是一种魅力,真的,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,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,这样的人最信不着,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 5 日本国土面积小,90%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,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,东京23个区,2

我说您怎么这么想。

他说唉,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。停了一下,他说:“我接过一个信封,里面是子弹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?”

“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,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,就是这个环评,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,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。你这坎迈不过去,谁会去理解你?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?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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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后来我问到王维平,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?

他笑了“当时无奈,跟你说实在话,被他折腾得够呛,垃圾厂没法建,政府也着急,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,是一件利民的事儿,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?”

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。我说你不担心……,他说“剑拔弩张的情况下……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,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,那是GAGA呀”

大家都笑场了“您倒是叫得挺亲”

他又一脸心酸“老百姓不容易啊,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,事情就有救了。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,都夸半天”。

去之前他心态微妙,在博客里写:“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……千杯万盏我会应酬……”

筒垃圾袋,实名制扔垃圾,把含水不含水的分成两袋,他研制一个机器,“象洗衣机脱水一样,把垃圾给甩干,”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,干物质交给大型收垃圾站。 我问:“你担不担心有人会骂你,说他是不是借着垃圾想发财” “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吧,如果我通过这个我能发财,那我觉得真是对我最大的夸奖,我愿意接受这种夸奖。那说明什么呢?说明接受了,社会接受。是一件大好事。” 王维平以前城市90%的资金都花在垃圾终端处理上了,花钱在填和烧上,现在政府也要把钱往前花,花在垃圾分类上:“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,等到了再到垃圾站,大型转运站,再到垃圾处理场,一步一步分选,就使得我们垃圾焚烧量极大的减少,环境风险就极大的减小,处理的成本就极大的减少,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,这叫做可持续发展” 节目播出后,有多位观众联系我们,有几位也在做与黄小山相近的事,要与他联系,“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互寻找”。 7 留言里有人问:‘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,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?”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,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。我采访她时问她为什么坚持,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” 是,象曾国藩说,世间事,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。 黄小山辞了工作,自己投钱搞研发,一再失败,他带点气恨地说:“环保真他妈是条不归路”-----我们为了不在电视上播粗口,还得费劲把那两个字扣掉。 我问他:“有没有一个因素,就是你是被推着走的?” 他说:“所以才叫惯性,什么叫惯性,他后面一定要有力,谁占多少我也不知道,有政府的力,有民众的力,有媒体的力,有我自己的力,也有大风,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,而且现在你想刹刹不住。所以没办法,现在你只能碎步地往前跑。” 看完这期节目,那位说黄小山是“混子”的同行对我说:“这人还挺有意思,没想到。”。 一直嬉笑怒骂,满脸飞眉毛的黄小山,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脸凝固了一小会儿,说“我挺喜欢这句话----你怎样,中国便怎样,你堕落,中国便堕落。你光明,中国便不灰暗。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,这种进步从哪来,我认为他来源只有一个,那就是行动。” 我说“那有人说,等有一天我也当了律师,我也挣了钱,像你一样自由的时候,我才来行动。” “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,拿着身份证的人,身份证上没有职务,就是你的照片的,你的名字,你的出生日,后边还有一个国徽,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,你是一个有尊严的,有法律地位的公民。” (有要与黄小山联系的朋友,不用再写信给我,请在新浪微博加“驴屎蛋”的关注即可)

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,他等王睡了,三更半夜接受采访,发贴子。王维平恼火,因为睡不成觉。但也不去管他:“黄小山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,目不转睛的。这个是一种魅力,真的,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,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,这样的人最信不着,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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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国土面积小,90%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,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,东京23个区,2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

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

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

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

1 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,有点担心,说“那可是个混子”。 我说怎么呢。 他说感觉。 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,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,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,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,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:“怎么样,象红绿灯吧。” 我说,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? “可不是,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。”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,“现在都熟了,他们喜欢我这样的,还老跟他们讲段子,你想,平常谁跟他们讲啊?” 他现在没单位,没身份,连大名都不怎么用,外号“驴屎蛋”,比起本名黄小山,他更喜欢这个叫“驴屎蛋”的人物------他把这个叫“人物”,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,“以前那个黄小山,在部队大院长大,上北大当律师,多正常,现在这个驴屎蛋,挺二的,不循规蹈矩,可我挺喜欢这个二。” 开会时,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:“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《屎要拉在自家门口》” 底下干部们轰笑。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,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-----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,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. 2 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,确实象《让子弹飞》里头那个葛优,没心没肺。他也说自己是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,住着别墅,当着律师,打算就这么泡些年,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。突然一天“嘣”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。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,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。“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”他觉得。 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“驴屎蛋”的名字-----这是“律师”的谐音,他说“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,那也要发出声音”,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,在网上发贴反焚烧,组织各种会议。“我也特爱开会,跟党代表似的,全是女孩,看着也漂亮。”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“王焚烧”“王自焚”,“不信他们,利益不一样,不听他们的”。 政府与他们座谈,发了一些小册子,双方都不说话,脸都拧着,“剑拔弩张”。 “沟通是不可能么?” 黄小山说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,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“就”字,我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 我说:“你看他们的论据么?” 他说:“不看。” 3 沟通不畅的结果,就是事态的激化。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,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。本来不想去“我是个律师,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”,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,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,他说自己那个“二”的劲儿又来啦“那不行,我得去啊,哪儿少得了我” 去了,站在第一排,雨浇得透湿,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,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,好认得很,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。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。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。” 王维平其实也怕。 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,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,放下他就走了,他直埋怨:“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,你好歹陪会儿我呀。” 我说你担心什么? “我怕他们揍我”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。 我说您怎么这么想。 他说唉,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。停了一下,他说:“我接过一个信封,里面是子弹” 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?” “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,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,就是这个环评,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,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。你这坎迈不过去,谁会去理解你?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?” 4 后来我问到王维平,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? 他笑了“当时无奈,跟你说实在话,被他折腾得够呛,垃圾厂没法建,政府也着急,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,是一件利民的事儿,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?”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。我说你不担心……,他说“剑拔弩张的情况下……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,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,那是GAGA呀” 大家都笑场了“您倒是叫得挺亲” 他又一脸心酸“老百姓不容易啊,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,事情就有救了。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,都夸半天”。 去之前他心态微妙,在博客里写:“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……千杯万盏我会应酬……”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,他等王睡了,三更半夜接受采访,发贴子。王维平恼火,因为睡不成觉。但也不去管他:“黄小山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,目不转睛的。这个是一种魅力,真的,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,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,这样的人最信不着,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 5 日本国土面积小,90%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,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,东京23个区,2

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

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

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

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

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

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

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

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

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

筒垃圾袋,实名制扔垃圾,把含水不含水的分成两袋,他研制一个机器,“象洗衣机脱水一样,把垃圾给甩干,”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,干物质交给大型收垃圾站。 我问:“你担不担心有人会骂你,说他是不是借着垃圾想发财” “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吧,如果我通过这个我能发财,那我觉得真是对我最大的夸奖,我愿意接受这种夸奖。那说明什么呢?说明接受了,社会接受。是一件大好事。” 王维平以前城市90%的资金都花在垃圾终端处理上了,花钱在填和烧上,现在政府也要把钱往前花,花在垃圾分类上:“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,等到了再到垃圾站,大型转运站,再到垃圾处理场,一步一步分选,就使得我们垃圾焚烧量极大的减少,环境风险就极大的减小,处理的成本就极大的减少,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,这叫做可持续发展” 节目播出后,有多位观众联系我们,有几位也在做与黄小山相近的事,要与他联系,“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互寻找”。 7 留言里有人问:‘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,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?”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,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。我采访她时问她为什么坚持,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” 是,象曾国藩说,世间事,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。 黄小山辞了工作,自己投钱搞研发,一再失败,他带点气恨地说:“环保真他妈是条不归路”-----我们为了不在电视上播粗口,还得费劲把那两个字扣掉。 我问他:“有没有一个因素,就是你是被推着走的?” 他说:“所以才叫惯性,什么叫惯性,他后面一定要有力,谁占多少我也不知道,有政府的力,有民众的力,有媒体的力,有我自己的力,也有大风,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,而且现在你想刹刹不住。所以没办法,现在你只能碎步地往前跑。” 看完这期节目,那位说黄小山是“混子”的同行对我说:“这人还挺有意思,没想到。”。 一直嬉笑怒骂,满脸飞眉毛的黄小山,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脸凝固了一小会儿,说“我挺喜欢这句话----你怎样,中国便怎样,你堕落,中国便堕落。你光明,中国便不灰暗。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,这种进步从哪来,我认为他来源只有一个,那就是行动。” 我说“那有人说,等有一天我也当了律师,我也挣了钱,像你一样自由的时候,我才来行动。” “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,拿着身份证的人,身份证上没有职务,就是你的照片的,你的名字,你的出生日,后边还有一个国徽,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,你是一个有尊严的,有法律地位的公民。” (有要与黄小山联系的朋友,不用再写信给我,请在新浪微博加“驴屎蛋”的关注即可)

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

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

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

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

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

“不怕慢吗?”

1 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,有点担心,说“那可是个混子”。 我说怎么呢。 他说感觉。 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,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,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,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,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:“怎么样,象红绿灯吧。” 我说,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? “可不是,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。”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,“现在都熟了,他们喜欢我这样的,还老跟他们讲段子,你想,平常谁跟他们讲啊?” 他现在没单位,没身份,连大名都不怎么用,外号“驴屎蛋”,比起本名黄小山,他更喜欢这个叫“驴屎蛋”的人物------他把这个叫“人物”,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,“以前那个黄小山,在部队大院长大,上北大当律师,多正常,现在这个驴屎蛋,挺二的,不循规蹈矩,可我挺喜欢这个二。” 开会时,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:“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《屎要拉在自家门口》” 底下干部们轰笑。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,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-----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,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. 2 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,确实象《让子弹飞》里头那个葛优,没心没肺。他也说自己是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,住着别墅,当着律师,打算就这么泡些年,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。突然一天“嘣”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。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,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。“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”他觉得。 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“驴屎蛋”的名字-----这是“律师”的谐音,他说“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,那也要发出声音”,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,在网上发贴反焚烧,组织各种会议。“我也特爱开会,跟党代表似的,全是女孩,看着也漂亮。”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“王焚烧”“王自焚”,“不信他们,利益不一样,不听他们的”。 政府与他们座谈,发了一些小册子,双方都不说话,脸都拧着,“剑拔弩张”。 “沟通是不可能么?” 黄小山说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,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“就”字,我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 我说:“你看他们的论据么?” 他说:“不看。” 3 沟通不畅的结果,就是事态的激化。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,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。本来不想去“我是个律师,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”,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,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,他说自己那个“二”的劲儿又来啦“那不行,我得去啊,哪儿少得了我” 去了,站在第一排,雨浇得透湿,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,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,好认得很,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。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。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。” 王维平其实也怕。 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,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,放下他就走了,他直埋怨:“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,你好歹陪会儿我呀。” 我说你担心什么? “我怕他们揍我”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。 我说您怎么这么想。 他说唉,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。停了一下,他说:“我接过一个信封,里面是子弹” 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?” “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,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,就是这个环评,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,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。你这坎迈不过去,谁会去理解你?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?” 4 后来我问到王维平,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? 他笑了“当时无奈,跟你说实在话,被他折腾得够呛,垃圾厂没法建,政府也着急,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,是一件利民的事儿,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?”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。我说你不担心……,他说“剑拔弩张的情况下……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,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,那是GAGA呀” 大家都笑场了“您倒是叫得挺亲” 他又一脸心酸“老百姓不容易啊,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,事情就有救了。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,都夸半天”。 去之前他心态微妙,在博客里写:“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……千杯万盏我会应酬……”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,他等王睡了,三更半夜接受采访,发贴子。王维平恼火,因为睡不成觉。但也不去管他:“黄小山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,目不转睛的。这个是一种魅力,真的,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,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,这样的人最信不着,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 5 日本国土面积小,90%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,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,东京23个区,2

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

6

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

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

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

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

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筒垃圾袋,实名制扔垃圾,把含水不含水的分成两袋,他研制一个机器,“象洗衣机脱水一样,把垃圾给甩干,”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,干物质交给大型收垃圾站。

我问:“你担不担心有人会骂你,说他是不是借着垃圾想发财”

“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吧,如果我通过这个我能发财,那我觉得真是对我最大的夸奖,我愿意接受这种夸奖。那说明什么呢?说明接受了,社会接受。是一件大好事。”

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王维平以前城市90%的资金都花在垃圾终端处理上了,花钱在填和烧上,现在政府也要把钱往前花,花在垃圾分类上:“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,等到了再到垃圾站,大型转运站,再到垃圾处理场,一步一步分选,就使得我们垃圾焚烧量极大的减少,环境风险就极大的减小,处理的成本就极大的减少,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,这叫做可持续发展”

节目播出后,有多位观众联系我们,有几位也在做与黄小山相近的事,要与他联系,“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互寻找”。

 

1 同行听说我采访黄小山,有点担心,说“那可是个混子”。 我说怎么呢。 他说感觉。 所以我对黄小山的形象有心理准备,不过见面的时候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,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,外头套一个蜡黄的羽绒服,这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转了一下身子:“怎么样,象红绿灯吧。” 我说,你今天去当政府顾问也穿成这样啊? “可不是,不这样别人还觉得不正常呢。”他把冲天竖着的头发扶了扶,“现在都熟了,他们喜欢我这样的,还老跟他们讲段子,你想,平常谁跟他们讲啊?” 他现在没单位,没身份,连大名都不怎么用,外号“驴屎蛋”,比起本名黄小山,他更喜欢这个叫“驴屎蛋”的人物------他把这个叫“人物”,就象是他亲手塑造出了另一个自我,“以前那个黄小山,在部队大院长大,上北大当律师,多正常,现在这个驴屎蛋,挺二的,不循规蹈矩,可我挺喜欢这个二。” 开会时,他拿着讲稿上去发言:“今天我的发言题目叫《屎要拉在自家门口》” 底下干部们轰笑。 他讲的是北京各个区垃圾分责的事,讲完各区负责人觉得挺清楚-----他把在局中的人不好讲,容易吵的事讲明白了. 2 吃饭的时候黄小山大谈养狗打球之经,确实象《让子弹飞》里头那个葛优,没心没肺。他也说自己是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,住着别墅,当着律师,打算就这么泡些年,跟他哥一样移民了事。突然一天“嘣”被直接扔进了垃圾堆。从区政府女厕所门口的小黑板上,知道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。“这就要住在最大公共厕所边上了”他觉得。 黄小山给自己起了个“驴屎蛋”的名字-----这是“律师”的谐音,他说“老百姓就这点自嘲的能力,那也要发出声音”,他直觉焚烧会产生化学物质伤害人,在网上发贴反焚烧,组织各种会议。“我也特爱开会,跟党代表似的,全是女孩,看着也漂亮。” 他们给支持焚烧的市政市容委的总工程师王维平起外号叫“王焚烧”“王自焚”,“不信他们,利益不一样,不听他们的”。 政府与他们座谈,发了一些小册子,双方都不说话,脸都拧着,“剑拔弩张”。 “沟通是不可能么?” 黄小山说“政府就要建,我们就不让建,不管是谁,总说这个“就”字,我‘就’要怎么怎么着,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。” 我说:“你看他们的论据么?” 他说:“不看。” 3 沟通不畅的结果,就是事态的激化。黄小山后来和小区的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,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。本来不想去“我是个律师,谁都知道律师最胆小啊”,但一投票就他一个不去,姑娘们的眼神一看他,他说自己那个“二”的劲儿又来啦“那不行,我得去啊,哪儿少得了我” 去了,站在第一排,雨浇得透湿,他当时打扮比现在电视上更出位,朋克式的,两边秃着,头上一丛染得象个鸡冠花,好认得很,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“就是那个黄毛”。 他在雨里浑身都抖。“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。” 王维平其实也怕。 他第一次与居民见面的时候,他儿子开车带他到了地方,放下他就走了,他直埋怨:“你说你把我扔下我就走了,你好歹陪会儿我呀。” 我说你担心什么? “我怕他们揍我”老爷子神色有点天真的滑稽。 我说您怎么这么想。 他说唉,以前清华的教授都被揍过。停了一下,他说:“我接过一个信封,里面是子弹” “那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?” “因为你不能不迈过这个坎,中国法律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权利,就是这个环评,你要开工前要做环境影响评价,周围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开工。你这坎迈不过去,谁会去理解你?你还建不建垃圾处理场了?” 4 后来我问到王维平,你为什么要请黄小山跟政府考察团一起去日本? 他笑了“当时无奈,跟你说实在话,被他折腾得够呛,垃圾厂没法建,政府也着急,其实努力地解决问题,是一件利民的事儿,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沟通?” 黄小山说起当时接到电话的那个兴奋之情。我说你不担心……,他说“剑拔弩张的情况下……那就象LADYGAGA突然说请我喝杯咖啡呀,有毒我也得一口闷呀,那是GAGA呀” 大家都笑场了“您倒是叫得挺亲” 他又一脸心酸“老百姓不容易啊,觉得有人愿意跟自己沟通,事情就有救了。只要手指沾点糖往嘴唇上点一下,都夸半天”。 去之前他心态微妙,在博客里写:“鳩山设宴和我交朋友……千杯万盏我会应酬……” 王维平跟他睡一个房间,他等王睡了,三更半夜接受采访,发贴子。王维平恼火,因为睡不成觉。但也不去管他:“黄小山这个人,路上见着姑娘漂亮使劲看着,目不转睛的。这个是一种魅力,真的,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假,明明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他脸上还要带着微笑,这样的人最信不着,所以我觉得他很真诚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高兴的时候就骂。‘真’的人好交往,没有偏激和成见。” 5 日本国土面积小,90%的垃圾全靠垃圾焚烧,1300多个垃圾焚烧场,东京23个区,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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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言里有人问:‘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,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?”

我想起两会的时候,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。我采访她时问她为什么坚持,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”

是,象曾国藩说,世间事,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。

黄小山辞了工作,自己投钱搞研发,一再失败,他带点气恨地说:“环保真他妈是条不归路”-----我们为了不在电视上播粗口,还得费劲把那两个字扣掉。

我问他:“有没有一个因素,就是你是被推着走的?”

筒垃圾袋,实名制扔垃圾,把含水不含水的分成两袋,他研制一个机器,“象洗衣机脱水一样,把垃圾给甩干,”水净化了再流入地下,干物质交给大型收垃圾站。 我问:“你担不担心有人会骂你,说他是不是借着垃圾想发财” “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吧,如果我通过这个我能发财,那我觉得真是对我最大的夸奖,我愿意接受这种夸奖。那说明什么呢?说明接受了,社会接受。是一件大好事。” 王维平以前城市90%的资金都花在垃圾终端处理上了,花钱在填和烧上,现在政府也要把钱往前花,花在垃圾分类上:“黄小山这种做法只是一个开始,等到了再到垃圾站,大型转运站,再到垃圾处理场,一步一步分选,就使得我们垃圾焚烧量极大的减少,环境风险就极大的减小,处理的成本就极大的减少,可以回收更多的资源,这叫做可持续发展” 节目播出后,有多位观众联系我们,有几位也在做与黄小山相近的事,要与他联系,“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互寻找”。 7 留言里有人问:‘黄小山看上去是一个从自私角度出发维权的人,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?” 我想起两会的时候,有位广东人大代表连续数年跟踪银行跨行收费不合理事件。我采访她时问她为什么坚持,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还不是被你们媒体逼的” 是,象曾国藩说,世间事,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。 黄小山辞了工作,自己投钱搞研发,一再失败,他带点气恨地说:“环保真他妈是条不归路”-----我们为了不在电视上播粗口,还得费劲把那两个字扣掉。 我问他:“有没有一个因素,就是你是被推着走的?” 他说:“所以才叫惯性,什么叫惯性,他后面一定要有力,谁占多少我也不知道,有政府的力,有民众的力,有媒体的力,有我自己的力,也有大风,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,而且现在你想刹刹不住。所以没办法,现在你只能碎步地往前跑。” 看完这期节目,那位说黄小山是“混子”的同行对我说:“这人还挺有意思,没想到。”。 一直嬉笑怒骂,满脸飞眉毛的黄小山,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脸凝固了一小会儿,说“我挺喜欢这句话----你怎样,中国便怎样,你堕落,中国便堕落。你光明,中国便不灰暗。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,这种进步从哪来,我认为他来源只有一个,那就是行动。” 我说“那有人说,等有一天我也当了律师,我也挣了钱,像你一样自由的时候,我才来行动。” “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,拿着身份证的人,身份证上没有职务,就是你的照片的,你的名字,你的出生日,后边还有一个国徽,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,你是一个有尊严的,有法律地位的公民。” (有要与黄小山联系的朋友,不用再写信给我,请在新浪微博加“驴屎蛋”的关注即可)

他说:“所以才叫惯性,什么叫惯性,他后面一定要有力,谁占多少我也不知道,有政府的力,有民众的力,有媒体的力,有我自己的力,也有大风,反正就把你推上去了,而且现在你想刹刹不住。所以没办法,现在你只能碎步地往前跑。”

看完这期节目,那位说黄小山是“混子”的同行对我说:“这人还挺有意思,没想到。”。

一直嬉笑怒骂,满脸飞眉毛的黄小山,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脸凝固了一小会儿,说“我挺喜欢这句话----你怎样,中国便怎样,你堕落,中国便堕落。你光明,中国便不灰暗。我们要推动社会的进步,这种进步从哪来,我认为他来源只有一个,那就是行动。”

我说“那有人说,等有一天我也当了律师,我也挣了钱,像你一样自由的时候,我才来行动。”

“只要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,拿着身份证的人,身份证上没有职务,就是你的照片的,你的名字,你的出生日,后边还有一个国徽,在这个国徽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,你是一个有尊严的,有法律地位的公民。”

 

3个焚烧场。垃圾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,黄小山说进去参观要换拖鞋“怕你把人家垃圾厂搞脏了”。 他看了几家,再安排他看“不看了,不用看了。” 他看明白了,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“都象东京一样,大家还反对什么?”,重要的不是烧不烧,而是烧什么,怎么烧。 中国垃圾最要命的地方是“水”,中国人的垃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含水高,咱们吃饭都汤汤水水,厨余垃圾比例高到65%到70%,按黄小山的算法,北京一年一万八千吨垃圾里头,差不多一万吨是水,人人拿垃圾袋一扎,全倒在里头。到了填埋场,也分不开,只能堆着,让它渗出来。我们闻到的垃圾的臭味,全是这个渗滤液,进了土,进了水,都是污染,不可恢复,填埋场的地,就算是永远地废了。 垃圾焚烧的技术很稳定,但这个水如果不把它分出来,烧的时候,水多不容易烧起来,炉温不容易到850度,就可能会产生二噁英。要想达到850度,厂子就得往里加助燃剂,黄小山“你不知道那些企业能不能加这个成本?加了他能挣钱么?不能挣他会怎么办?”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,他在日本问日本主妇:“你们不担心垃圾焚烧会污染啊?” 对方说“我们相信政府一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” 驴屎蛋这么个混不吝的人,听了句话居然哭了。 “为什么对这句话……” “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老百姓不想说这句话啊。垃圾焚烧,政府真实想法是在做好事,问题是好像中国现在属于一种无解的状态。也就是说焚烧厂究竟怎么怎么样,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明白,大部分是明白的,但我就不愿意。我不是源于什么理由,不是源于什么科学数据,我就是不买帐。觉得这种信号是非常危险的……” 王维平也说,这事情说难也难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满足公民的知情,参与,表达,监督的权利,让居民代表,专业人士,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监督小组。“你要建,在每个焚烧场前面,都要求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公示牌,在线检测。比如说一氧化碳,二氧化硫,碳氧化物,他这个随时在荧光屏上显示你实时的结果。” “谁能够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负责?” “我曾经建议,作为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的专业法庭,后来吸纳了我这个建议,你要真是超标了,或者你弄虚作假,上法院告你去。你危害公共安全,给你判几年,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的话,那都是牺牲环境,肥了自己,那不行。我也是个老百姓,我的立场跟老百姓是一样的。” “还没有完全规范之前怎么办?” “事儿可不是骂出来的,不是埋怨出来的,是孜孜不倦,努力争取来的。是不是?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,可能对后代人,给他们解决了问题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的人努力” 垃圾焚烧厂到现在还没有动工,王维平说,先把现在散发着臭味的填理场处理好“我家要住那儿,不敢开窗,我也有意见,都是人,将心比心,起码得取信于民。你如果连填埋场都管不好你还说什么,所以现在区政府非常关心这个,说无论多少钱,先把填埋场整治好“ 我问王维平“也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,觉得行政的事务,越快越有效率?” “不是,我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你方向就错了,那你会兜大圈子,如果你方向对了,不怕慢。” “不怕慢吗?” “不怕慢,走一步就是一步的效率”。 6 之前两年里,全国各地因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起的争议众多,群体性事件很多。黄小山说日本之行是一个分水岭“那时候,甭管上海的,江苏的,番禺的,北京的,六里屯的都是处于一种邻避主义----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。就是不许烧。但只要不建在我家门口,如果是在天通苑,我才不管呢。现在觉得这个责任大了。觉得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,批评政府,理直气壮。但这个时候,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” 在日本,他说最吃惊的是东京大街上见不着垃圾筒,女孩用完纸巾擦汗,喝完瓶水,都放在包里带回去。每天早,上上班的人下电梯,穿着西装,手里都是一袋垃圾,因为每天只有一个时辰可以倒,倒的是不同类的垃圾,错过就没机会了。 有的地方,退了休的老头、老太太就在那看着处理站,你不按垃圾分类,就上你家找你去,把你的垃圾放旁边,不给运走,所以一次、两次、五次,给你写一个不良记录,有了这不良记录,将来上学,就业,甚至出国办签证,都受影响。 在1989年之前,日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,人口越来越多,城市不断扩大,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,但是到了1988年,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,从1989年开始,垃圾逐年减少,逐年减少,到了2010年,垃圾的产生量是1989年垃圾峰值的56%。减少了44%的垃圾,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场。 但中国垃圾要减量,面临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难题-----全世界没有象中国人这么吃饭的,也都没有处理大量的厨余垃圾的技术,黄小山才被逼出这么一个办法,先在小区里试,给大家垃圾

 

(有要与黄小山联系的朋友,不用再写信给我,请在新浪微博加“驴屎蛋”的关注即可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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