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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·观察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  

2011-02-12 21:39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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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  

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- 柴静 - 柴静·观察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

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

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

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

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

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

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

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

 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

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

句句见血。

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

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

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

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

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

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

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

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

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

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

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

什么是雄?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 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 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

 

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 

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 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

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

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 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

 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 

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 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 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

 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 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

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

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

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

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 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

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

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

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

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

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

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

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

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

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

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

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

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

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

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

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

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

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

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

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除此无它途。

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

他说“没有。”

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

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

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

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

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

一 我认识宏杰,是看他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,写朱元璋,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,看得我心里悚然。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,我曾经问他“为什么要写这人?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。” 宏杰说“我没想这么多,我只是对他感兴趣,想通过写来了解他。” 当时我正写顾准,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。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,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,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,都并非天才,受尽困厄,回到平实,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。 老曾说,“其苟且者,知将来之必敝;其知当者,知将来之必因。所谓虽百世可知也”;而顾准说,“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,我注目现世,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,对于未来的瞻望,必肇始于前,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,而现在没有萌芽的。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,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”。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,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,像顾准所说“什么是专制?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”。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,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,但他说: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,不足为孔墨。”所以,他不讲过高之理,只以“实事求是”为宗旨。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。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,兼容并包,这样的思维方式,用老曾的话说“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”,用顾准的话说: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。”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,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,没有飞跃,没有灵光乍现,立地顿悟,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,而勉而行,但坚韧之感,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,直没刀柄。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,人人可为。 我和宏杰聊起来才知道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都常看老曾的日记,放在枕头边上,我说“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跟他亲” 宏杰说了句话“因为他可靠,不骗人”。 二 不撒谎的人青年时代多半是愤青。 道光三十年三月,老曾是礼部侍郎。四十岁了,官场是熟透的昏黄,他声色俱厉地评论“诸老”-------“恶其不黑不白,不痛不痒,假颟顸为浑厚,冒乡愿为中庸,一遇真伪交争之际,辄先倡为游言,导为邪论,以阴排善类,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” 他连皇帝也骂,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“不暇深求”,“徒尚文饰,”表面说言者无罪却“疏之万里之外”,或者“斥为乱道之流”。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、吏制发言,碰到什么事情,只有“相与袖手,一筹莫展”。 句句见血。 咸丰帝看完全文,当场大怒, “掷其折于地”,虽然被人劝住了,怕也是动过杀机。 三年后,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。还不到一个月,皇帝就催他“着即赶办船只炮位”,“自洞庭湖驶入大江,顺流东下,直赴安徽江面”。当时,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,老曾只能抗着不去。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,这时一发而泄—“试问:汝之才力能乎?否乎?平时漫自矜诩,以为无出己之右者;及至临事,果能尽符其言甚好,若稍涉张皇,岂不贻笑于天下?……言既出诸汝口,必须尽如所言,办与朕看。” 这话说得挺狠,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,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?行,“办与朕看”。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。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,瞠目结舌,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,几年在军中呆下来,老曾算是知道了,调兵,拨饷,察吏,选将,全靠应酬人情,完全不问情势危急,有谕旨也没用,“苟无人情,百求罔应”。 学会应酬交际,算是老曾的成年礼。 应酬周到,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,但哪个血气方刚,黑白两分的人,能够低下身段,与自己痛恨的“软熟和同”之人把臂周旋? 复出之后他说:“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。至於应酬周到,有信必复,公牍必於本日办毕,则远胜於前次。” 可以想象“诸老”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:“小曾吃了亏,现在知道点轻重了”,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,“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”。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,老曾自己也承认: “仪文弥加捡点,而真意反逊于前”,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,话话都说得要得体,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,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。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,再进一步是深渊,但是退?后面是个大斜坡,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不知不觉中,一日千里,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。 他自己也说,想找条中间道路,可哪有那么容易呢?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,“今夜醒后,心境不甚恬适,于爱憎恩怨,未能悉化,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”。 四 这种心态,常被误解。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,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,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。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“面厚心黑曾国藩”。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,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“柔弱胜刚强”,但是什么是柔弱,什么是刚强,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,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。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,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,劝他哥,今日之世界是“势利之世界,以强凌弱之世界”。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,强时容易鲁莽、操切,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、退缩,像宏杰写的“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变成一个不思进取、明哲保身老官僚,成天求神问卜,不干正事。他晚岁任两江总督,以清静无为为旨,对外自称“卧治”,人称“国荃晚任江督,软滑不治事,诚无足称”。 走上常见的,晚清官场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路子。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,他从没走到“真伪不辩”的乡愿上去。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 不过,人到中年,他对“刚”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­—去忿欲而存倔强,是为刚,“刚非暴戾之谓,强矫而已。趋事赴公,则当强矫,争名逐利,则当谦退”。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“至刚无刚,至柔不柔”,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。只是“君子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斯为泰而不骄”。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,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。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,“至柔可以克万物”。后来他在美国之后,有次他去大峡谷,看到很大的瀑布,就对韦莲司说,你看,水的力量多大啊,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。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,你错了,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,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。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,不过,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,必须饱含雄奇之力,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,写过一句话“寓深雄于静穆之中”。 什么是雄? “雄字须有长剑快戟,龙拿虎踞之象,锋芒森森,不可逼视者为正宗,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,作一种乡愿字,名为含蓄深厚,举之无举,刺之无刺,终身无入处也。”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,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弱点》,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,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,是缺乏精确性,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,陕西省是八十三文,直隶是三十三文。

 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

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

良多,可去一切骄慢虚妄。这话谁都懂,觉得也不怎么高明,后来才觉得,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。 上学时,老师说过一句话,什么是天才,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,当时大家笑。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,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,不日进,就日退。 只能如磋如磨,象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。 老爷子说“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至间装饰,从结构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”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“恒”相勉,一起学这个学那个,想着能像老曾说的,靠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,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,一上来都很兴奋,恨不得大步往前,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,这个字是真难,难怪老曾说:“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,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” 没有这个“血战功夫”,靠强烈的目的性,靠一时兴起,很快就放弃了。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,决定成败的,不在高处,在洼处,不在隆处,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,耐得住烦。 除此无它途。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,我问他“你想过吗?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?” 他说“没有。” 我说:“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。” 我们都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路上,和老曾相遇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路就永远没有尽头,在这条路上,种下的每一棵树,也许深深植下,却被连根拔起,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,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,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,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”,至于结果如何,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,说: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,名誉之优劣,文章之工拙,都放在“运气”这一囊之中,久而弥信。 这也算是命吧,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,在墓前刻上“不信书,信运气”。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。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,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,爱惜之极,后来明白“大抵任事之人,断不能有誉而无毁,有恩而无怨”。 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,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,“两边煎”,政府觉得你不忠诚,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,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,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,总是两边都骂你,什么好也落不着。 临终前两年,曾处理天津教案,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 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:“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,即为厚幸;一身丛毁,实由智浅不能两全,亦遂不复置辩。” 十 百年来,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,他被认为是完人,也被认为是卖国贼,被认为是圣徒,也被认为是刽子手。 真与伪是大敌,真却永远两拳空空,无所依恃。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 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read.dangdang.combook_14205?ref=read-1-D)

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,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“吾辈自尽之道,则与‘运气’血战一博,赌乾坤于俄顷,校殿最于锱铢。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,一辈子俭苦无已,随手一只青藤箱子,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,没有任何精英面目,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,但就靠一根穷骨头,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,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,代代都有中国人,如梁启超那样,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,“为之不已,将有可时,若其不为,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”。

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,“风之为物”,试图把握它时,像是空无一物,试图钳制它时,像是很容易衰落,但是“及其既成,发大木,拔大屋,一动而万里应,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”。

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,“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,跟城相距一到六里,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”。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, 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,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?”答案就一个,“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”;问“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,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?”答案也只有一个,“不,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”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,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: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,才是幸福的”,如果他住在中国,会把这格言改成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,是要倒霉的”。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,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,晚清困局,十分被动,华洋冲突不断,越是这样的朝廷中,说性理者风头越足,好空谈,好讲华夷之辩,好讲血性,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。一被动就激进,一保守就顽固,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,他说:“孔门大路,惟有敛心逊志,亦趋亦步去,知一字行一字,知一理行一理,是要务。”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:“自汉以后,虽亦思想家辈出,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,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,往往各家悬想独断……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,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,可以说,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,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。” 一直到老曾和李鸿章这一代,闭着眼睛过不去了,他们身在一线,战争是真刀实枪,割地是真金白银,切肤之痛,知道靠“圣言”救不了世,李鸿章的一句话,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”。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,只靠详尽“这物那物”的道理。 六 有了求实一念,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,脚踏实地,不激不随。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,曾让大家就“用人行政”发表意见,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。倭仁大谈“君子小人之辨”,咸丰倒也不糊涂,批了一个“名虽甚善,而实有难行”。 老曾比较实,写得很具体,认为用人之事“大抵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,三者不可废一”,咸丰批“剀切明辩,切中情事”。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,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,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,小人为分,强调他的标准是“晓事”,也就是明白事理。 “不晓事,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,小人固谬君子亦谬,乡愿固谬狂狷亦谬。” 他这话说很挺狠,有破瓜之快。 我们做记者的,几年下来,有个变化,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,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,象老曾说的“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,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,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,寅刻公正光明,则为君子,卯刻偏私晻暧,即时为小人”。 有这样的立场,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,不轻取人,不轻毁人,独立无惧,确乎不拔。 他说:“故群誉群毁之所在,下走常穆然深念,不敢附和。” 老曾常被人批评“儒缓”,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,“犹柔寡断”,他也自承“愚”。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,是一个“好下断语”的人。由此及彼,是自我修正的结果。虽然愚也有弱点,左思量,右考虑,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,但自认“愚”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,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。 他看书常常有疑义,写在卷首眉稍,日久甚至成书。加上他带兵治事,他看兵书与历史时,常与现实对应质疑,不拘古人,不泥成法。 年事渐长,挺身入局之后,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。老曾曾痛恨“不黑不白”之风气,强分善恶,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“明是非”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,“强分黑白,遇事激扬者,文人轻薄之习也。不察而效之,动辄区分善恶,品第高下,使优者未必加劝,而劣者几无以自处”。 宏杰身上也有这种“晓事”,这样的人写人物才通透淋漓,看他写曾国藩的种种细行,对事苛刻,但又对人体谅,广大而精微。 他让人觉得始终可以对他开放心灵,不需要隐藏,不怕被曲解,也不需要说服解释。他凡事不评判,但好象什么都可以了解,所以万事万物才向他奔去。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,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,“所以卓越古今者,由其每治一事,处心积虑,不达目的决不止”。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,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“晓事”方式,“一是剖析,二是简要,三是综核”。 “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” 这就是他“试图寻找事物原由”的推理线索,事物的认识越细密,拆解得越精微,精确就是除邪,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。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,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,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,在同质的体系中,一旦遇到障碍,会迅速提出问题,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。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,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,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。他在义理、考据、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,又加上了“经济”一门, “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:曰官制、曰财用、曰盐政、曰漕务、曰钱法、曰冠礼、曰昏礼、曰丧礼、曰祭礼、曰兵制、曰兵法、曰刑律、曰地舆、曰河渠。”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。 可以看到,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,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憨态,扎硬寨,打死仗,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,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,开始松绑挣脱,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。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,靠的不是道德勇气,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,“前世所袭误者,可以自我更之;前世所未及者,可以自我创之”。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,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,但也是少年成名,雄心很大,这样的心志,往往难以耐住琐屑,做事不能精细如发。 他转学朱子,“立乎大者,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,则下梢全无把握”。 胡适有过一个评价,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“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,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”。他说的“改邪归正”,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,转向“宁详勿略,宁近勿远,宁下勿高,宁拙勿巧”的世俗学问. 老曾对“笨”字有种看法,言若有憾,实则喜之,“吾辈读书人,大约失之笨拙,即当自安于拙,而以勤补之,以慎出之,不可弄巧卖智,而所误更甚”。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。说天下事,无论什么,要做成样子,必须有两样,一是规模,一是精熟,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,上学时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,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,觉得头巾气重。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,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,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。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,当下了悟的真理,甚至在艺术上,也是费里尼所说,“为了逾越常规,才需要严格的秩序”。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。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,实在是觉得没劲,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。所以要想勤与恒,就从两点做起,“不讥笑人,不晚起”,我听着“不晚起”这三个字,就是一哆嗦。 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。 他说一辈子从中受益

 

(张宏杰新书 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 http://read.dangdang.com/book_14205?ref=read-1-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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