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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·观察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仇恨的本质  

2006-05-29 01:13:3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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仇恨的本质 - 柴静 - 柴静·观察
   一个有恐蛇症的人,见到蛇的时候,他的血液会本能流到腿部的大肌肉群,准备向后跳或是逃跑,富含氧气的鲜血迅速从身体上部流向下部,以至于脸部因缺氧而变白。缺氧的大脑甚至会导致人立刻昏倒。
   而一个人生气的时候,富含肾上腺素的血液会流向上肢,准备打斗,脸会涨得通红,胳膊的肌肉也会绷紧,盛怒的人在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已经动手打人了。
   人脑对外界的威胁,就产生这两种最原始的反应方式:逃遁或是战斗。
   逃遁反应产生恐惧,战斗反应产生仇恨。
   而遇到困境无可逃脱的人,很容易从恐惧转向仇恨。
   脑科学家说“仇恨,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,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。”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
 
   因为在BLOG里写到过“我讨厌屈服”的罗莎·帕克斯---她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被捕,引发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。
   所以今天斯坦福大学的马丁路德金学院在先锋剧场的活动,我被邀请去参加,看了马丁路德金的传记式的话剧。
   我才知道,领导民权运动的时候,他才26岁。
   为什么是一个年青人,提出了“非暴力抵抗”并且得到了响应?
   让55000名黑人,在一年多的时间,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,每一天步行外出,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?
既没有退缩,也没有仇恨。
   当kk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着人的生命的时候,以暴制暴,按理说,应该是人最本能的反应。
   而且对暴力的呼声也很高,在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·X说“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,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。”
   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忍受着被攻击,殴打,被捕,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,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,也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,这种牺牲是日常的,个人化的,他们不可能赢得声名,但他们支撑下来。
   在剧场里,黑人灵歌响起的时候,人会体会到为什么圣经是关于“最卑微者”的,因为,有一些感情,是从深渊一样的苦难里升起的。
   我不能不想,几百年来,这些受尽侮辱与损害的人,为什么在1955年,他们的选择却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---忍气吞声?或者,焚烧?抢掠,破坏?革命?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三
     深夜翻书。
     1929年,当马丁出生的时候,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,虽然有很多的种族不平等的条规,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。
     尤其是在思想上的自由。
     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,读到梭罗的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。在波士顿读博士前,已经熟悉了甘地“非暴力抵抗”的观点。
     再小一些,他还是个黑人小孩子的时候,可以和每个白人孩子一样,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“人人生而平等,都有生命权,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”
     对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体来说,只要思想不受到禁锢,对于自由和公正的呼吁,迟早会汇聚起来。
     他们寻求公正的方式,是以尊重宪法的方式,来要求宪法所赋予的权利。
     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,他能留在原地,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---有一个公正的游戏的规则,并且他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。
     有了共同认同的理念和制度,有观念冲突的时候,才有了共存的依据。
     而26岁的马丁路德金,就是这个群体中,第一代,最懂得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程序的人。
     他争取的,是所有人的宪法权利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四
    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,这篇曾带给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,今天,被收录在《美国语文》里,是中学生的课本。
      我把它贴在文后与你分享。
     有意思的是,在美国中学生的教材里,这篇文章后面的思考题很带挑战性。三道题分别是:

  1、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?

  2、根据梭罗的观点,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?

  3、根据梭罗的观点,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?

    这样的设问,是提给上中学的孩子的。
    想起当年胡适留美,执教北大,终身倡导的就是梭罗式的思想。后来提倡“好政府主义”也是这样思想的延续。
      这些本来应该是民众常识的东西,百年来,在中国,却一直是唯有知识分子才知道和关心的内容。
唉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四
 
      郝劲松一大清早发短信给我说,浦志强给他打电话了,说“我们两个坏人什么时候聚一聚?”
      郝劲松,就是那个给我讲了罗莎·帕克斯“我只讨厌屈服”故事的家伙,专门跟各个大机构打公益诉论官司的人,
      另一个,是为媒体名誉权打官司的律师,输了一次又一次,直到最终法官判决媒体赢“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,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”。也是在奥美定禁令第二天,打电话到药监局对政府执行不力的迟缓动作提出抗议的人。
      他们让很多人都觉得头疼,现在这两个坏蛋终于认识了。
      不知道为什么,在我的心里,觉得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上,又多了一点小小的安稳。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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